铸金青铜剑柄（东周，公元前6至5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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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权力”，东西方哲人众说纷纭。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只有对权力心无念想之人，才是最适合拥有权力之人。老子的态度则是：胜人者有力也，自胜者强（彊）也。汉朝评论家河上公（前200—前150年）为老子作注时，将老子口中的“胜人者之力”理解为一种外在的武力或威力，而一个人能战胜‘肉欲与欲望’种种诱惑的“自胜者之力”则更为强大，能让人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柏拉图的关注点在于限制权力的滥用，而据河上公的理解，老子的着眼之处则是把绝对权力的前提界定为对诱惑的免疫。老子的这番政治思想成为了法家思想中君权统治的核心思想，备受秦始皇推崇。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完成大一统，建立了秦朝。
围绕“权”这一概念的思想理念和文字表达不断发展变化。如今，“权力”成为了用于描述“权”最常见的用词。这种理念和意义解读的演变，也体现在了先秦时期老子的绝对权力观与习近平理政理念二者一脉相承的关系上。
早期意义与汉字表达
汉字“力”可谓“力气”或“武力”，按通俗的字源字形学剖析，该字形如一条劲健的手臂，而最新的考古学发现和古文书学对比则表明，“力”可能更形似于犁。“力”可与其他语素组成合成词，如现代汉语“体力”、“力气”和“能力”，意为力量，亦指代“权”的一种。汉字“强”，意为“彊”，“强大”或“迫使”，最初指代玉米象鼻虫的幼虫（写作：彊），是“强”的同音异形异义词。现在，许多词语和惯用语都用到这个字，如“强力”、“强国”和“强国富民”。“强国富民”实为“国富民强”的转位写法，原句出自公元前81年撰述征税主张的《盐铁论》一书：“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
图片描述：汉字“力”，象形字，似犁形农具。有柄有尖，上半部分为木质握柄，底部呈弯曲状；下半部分为铁质尖头，用以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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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威”，与“力”组成“威力”，有军事力量或武力之意。单字“威”有气势恢宏、宏伟壮丽或令人叹为观止之意，多见于中国古籍，描写威震天下的统治者或军事领袖。现代汉语词“威力”衍生为指一个人表现出来的威严或影响力的含义。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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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几个汉字外，可形容一个人所蕴含的力量或影响力的古体用语还有 “神”和“严”二字。前者指一种超自然或神授的权威，而后者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某种权力所带来的威严或威信，二是指对这种威严表现出来的崇敬。
“德”是用于形容美德的常用表达，是衡量治国好坏的一个标志。只有当权者德正，方能行德政，做到治国有道。孔子的《论语·为政篇》中的一段话：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很好地阐明了“德”与“权”二者的关系，犹如天上的北极星和其他众星相辅相成。
再看与“力”承载的含义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汉字“势”。在一些军事类的文字材料中，“势”可以表示通过占据制高点或“有利处势”体现一支军队对另一支军队形成的战略优势。我们认同这类权力授予的对象都是一些具有某种社会地位、教育背景或体制从属关系的人。然而，是何种原因驱使我们服从这种权威仍不得而知。对此，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代表思想家韩非子（约前279—前233年）给出了自己的见解。韩非子认为“势”是指某些人因其承担的社会角色而能够对他人施加自己意志的一种现象（在其位有其权）。在他看来，处势有别于美德（德行），因为一个君王（统治者）仅有德而无势，则会缺乏执行权力的能力。
本文最后讨论的一个汉字“权”，最初指代称量，其繁体汉字形似一把杆秤，由手提式平衡秤杆、秤盘和秤砣组成。秤砣顶端系以砣绳，可随绳滑动。因而“权”又有表示“柄”之意和“政治权柄”的衍生义。另一位道家思想哲学家庄子，以“亲权者不能与人柄”表达了对“权”的这两重含义的凝练和解读。
借新词表旧意？
“权力”作为当代中国最常见的，用来形容“权”的合成词，自汉代以来就有使用，但鲜见于古代的文字记录。首次出现是在西汉早期的一部作品，出自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的一位谋士之手，“权力”一词于文中共出现四次。这表明秦朝灭亡后，政治秩序的重塑对“权”的界定有了新的要求，即需要造一个新词，或至少要对原意进行修改。汉代名士贾谊（前200—前168年）曾告诫新皇帝，对与之一起打天下的弟兄赐予封邑的做法，无疑会改变他们的行为，让受分封者获得更多的权（力），助长其势（力），使之滋生反叛邪念，人心难以驾驭，局面无法掌控。诸侯王无视等级秩序，服章号令要与天子等齐的行为，便是贾谊的忧虑所在：
“衣服疑者，是谓争先；泽厚疑者，是谓争赏；权力疑者，是谓争强…。”（节选自贾谊《新书·卷一·服疑》）
一位卖板栗的小贩正在用杆秤称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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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早期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学家陈立强教授（Charles Sanft）认为，贾谊的观点是强调了在等级划分森严的体系里，过分地攀索权势等齐是一种野心的表现。这样的等齐乱象也可能预示着权势之争的来临。
对比贾谊的两番几谏，可以看出“权力”一词表示了“权”的两个不同方面：在封建等级中，一个人因其占据的等级地位所获得的权重，以及该地位所带来的权力范围或影响力。
《论语集注》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公元1130—1200年）对《论语》的注释，颇具影响力。注释中有这么一条，表明了权力的意义会在体力、蛮力和权柄三者之间变化：
【原文】：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节选自《论语·宪问》）
朱熹在其注解中将传说中擅长射箭的“羿”（指夏代的穷国君主后羿）和相传力大能翻舟“奡”比作篡位者，因篡权夺位而丢掉了性命，并以“当世之有权力者”形容他们二人。 显然，朱熹对权力的理解是消极的。
现今，以“权”指代权力的解读方式似乎源自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将1750年至1850年的这段时期命名为“马鞍时代”。随后，工业发展迫使欧洲新兴国家重新定义他们的政治词汇，以适应现代性的要求。中国则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沿海城市，进行对外贸易。诸如此类的战争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语言的现代化进程，其中就包括了权力词汇。
自19世纪70年代起，大量词汇和汉英词典不断涌现。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走在中国之前，当时许多新的概念可以很方便地翻译成日语汉字（罗马音kanji；平假名：かんじ），而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把这些日语汉字反哺为中文词汇。
在许多以“权”为主题的出版物中都用到了“权”这一术语，以下链接根据时间顺序罗列一二，以供参考：LIST OF WORKS IN ORDER OF PUBLICATION THAT ADDRESS THE NOTION OF POWER BY USING THE TERM QUAN。虽然在许多19世纪以来的文字材料中，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包含字眼“权”的形容“权”的用词，然而“权力”一词使用甚少。此外也没有足够的信息来确定日语在推动这个词的使用上所扮演的角色。总之，自20世纪初起，“权力”一词开始广泛应用，并且最新的双语词典将其译为“权（power）”。
中国现今的“权力”语言
2017年10月，习近平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三小时的报告（详见Chapter 1 ‘The Nineteenth Party Congress: Here comes the Future’, the China Story Yearbook 2017: Prosperity, pp. 18–26），绘就了把中国建成世界强国的新时代发展路线图。用北大著名法学家强世功教授的话说，习近平的讲话是了解习近平时代和中共未来30年的核心表达。习近平在讲话中给出了当今政治演讲中使用的各种表达权力的用语。此外，十九大报告有助于理解这些新词汇在中国当前和未来的愿景上所传递出来的信号。
在习近平讲话稿的官方译文中使用了英文词“权”的一些变体表达，其中包括不少含有“力，权，强”等汉字的四字合成词（另外还用到一些像“力量”、“能力”、“能量”、“影响”等相关词汇）。例如：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必须坚持“执政为民”；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同时，着眼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到2035年，中国的国家“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更加广泛深入。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在一些用到“权”的词语表达中，为简洁起见，常省略“力”。这些表达都一致强调执行权或执行机关的重要性：中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问题上，呼吁应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习近平在暗指唐纳德·特朗普）。报告在谈及香港和澳门问题上，表示通过维护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同时赋予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坚定不移地维护“一国两制”。报告中用到“权”的表达还有：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为扩大有序政治参与，加强“人权”法治保障和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实则是一项为削弱大宗族对地方村政府的影响的政策），以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撇开不讨论上述一些矛盾的搭配，如维护“管治权”以保障自治权，或通过加快防控体系建设以保护人身权，习近平的报告中的多数表达传递出两点相关的议题：从全球影响力的意义上提高中国的影响力和加强对中国大陆内外的掌控。
最能体现第二点的举措就是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这是习近平自2012年执政以来的重要议题之一。很明显，这轮反腐涉及各级干部，落马人数众多。作为近期反腐败行动的扩充，2018年3月设立了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督全体公职人员（详见Chapter 1 Forum ‘Power Surge: China’s New Nation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pp. 31–33）。同年3月出台了包括国家监察法在内的新法规，8月颁布了修订后的纪律处分条例。同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举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
关于习近平是否真心认为有根除腐败的必要，或这场反腐是否以清除可能的反对者的方式来满足巩固权力之需要，这样的争论仍在继续。然而，那些相信习近平此举是真心反腐的人指出，这场反腐并未排除与其前任（即江泽民）阵营有关联的成员。持反对意见者则注意到了相关平行机构的建立，其中就包括国家监督委员会，这一机构可在法律之外全权操作，而且拥有比最高人民法院更多的权力。反对者认为，这些机构的设立明确地表明了习近平为巩固权力所做的努力昭然若揭。
从一些莫须有的腐败指控，或六名高级别党员企图推翻习近平执政的传闻中，隐约表明反腐行动不完全出于反腐决心。但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显然，党内腐败泛滥的问题不仅损害了中共的信誉，而且对政局、政府和经济的各个层面都有破坏。
如果我们认为这轮反腐至少部分建立在这种意识的基础上，那么为消除老子口中的“肉欲和欲望”——即中共党员和自2018年3月以来整个政府中的腐败行为，习近平对此做出的不懈努力有两个目的：其一，使广大领导干部和官员对诱惑免疫；其二，借此进一步巩固中共及其现任领导人的权力。这正是习近平施政理念与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的绝对权力观的趋同之处。
图片描述：中国最有权势的男性
来源：news.cn
